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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為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也簡稱“中國”)和我們國家的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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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時期“中國”概念的演變

    作者:?大成 發布時間:?2019年10月02日 14:26:22

    清朝時期“中國”概念的演變

      “中國”作為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也簡稱“中國”)和我們國家的國名是一個大家都耳熟能詳的高頻詞語,然而,該詞的含義在歷史上卻是復雜多變的。撇開整個歷史上“中國”復雜含義的流變以及今天的“中國”國家概念先不談,僅僅清朝時期“中國”概念含義就經歷了復雜的演變歷程。


      清朝的正式國號是1636年皇太極改其父努爾哈赤1616年建立的“后金”為“大清”而來的。1644年,年幼的清朝順治帝在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輔佐下,利用明朝叛將吳三桂等人的勢力,憑借在山海關打敗滅亡明朝的李自成大順農民軍的余威,一躍由關外遷都北京入住中原,最終取代了明朝、大順和南明等勢力,逐步建立起對“中國”的統治地位的(此時正式國名叫“大清”)。

      清朝是我國歷史上繼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之后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國”全國性的統一政權,滿洲建立清朝入住中原后,不僅全盤接受了漢族建立的明朝“中國”曾經有效管轄的疆土范圍,而且不斷開疆拓土,將蒙古、新疆、西藏和臺灣等許多地方納入或重新納入“大一統”的“中國”版圖,到乾隆時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亂后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的“中國”最后主權范圍所能夠達到的最大范圍(蒙古帝國和元朝除外),從而確立起地理“中國”的正統地位。

      清朝入住中原后,人口數量很少的滿洲民族面對“中國”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現實,如何在政治“中國”正統地位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有效的統治和治理呢?清政府在實施“滿蒙聯姻”國策之外,又逐步推行“中外一統”“滿漢一體”國策(此處之“中外”并非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和“外國”對等的含義,而是指我國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廣大地區),采用漢制,加強中央集權,祭拜孔子,接受漢族的儒家文明,進行科舉考試,建立文官官僚體系,且為滅亡的明朝編修正史——《明史》,從而不僅在疆土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取代明朝“中國”獲得“中國”的正統地位。

      清朝不僅獲得地理“中國”、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意義上的“中國”正統地位,而且在正式自稱為“大清國”的同時,相對于外國或外來者而言,對外自稱時還使用“中國”稱謂【“中國”是我國古代王朝的統稱,我國古代大多都以朝代作為其正式國名,以“中國”為非正式國名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雖然在《史記·大宛傳》中已出現,但一個朝代自稱“中國”卻始于元朝,當時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的國書自稱元朝為“中國”(雖然自稱為“中國”,但其正式國名仍為“大元”,此“中國”含義不過是“內中外夷”天下中心主義的華夷世界觀的體現而已),而將日本等周邊國家稱為“外夷”,明朝時期對外也使用過“中國”,但“中國”仍然不是正式國名,至于清朝,從建立至順治時仍然一直使用“大清國”稱謂,康熙時才出現“大清國”和“中國”都使用的狀況】。

      具體而言,清朝康熙時沙俄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康熙帝在雅克薩之戰打敗沙俄后,雙方于1689年簽署《尼布楚條約》時,雖然簽訂這個條約的政府是清政府,但清政府在條約文本中正式使用的國名是與外國(沙俄)平行的國名“中國”【談判時與“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的清政府談判簽約代表其職銜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條約文本使用與“鄂羅斯”(俄羅斯)相對應的“中國”國名】,這是中華歷史上第一次以近代主權國家“中國”的身份站上國際舞臺,也是中華歷史上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將“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專稱,此“中國”概念超越先秦時期華夏族成周中原所在河洛地區所代表的“中國”、與周邊“四方”蠻夷對稱周天子居于京師(首都)所代表的“中國”,夏商周王朝直接統治區域代表的“中國”、漢族和少數民族于中原建立王朝所代表的“中國”等地域“中國”(城中“中國”和天下中心“中國”)、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之含義,近乎等同于現在意義上的“中國”概念。

      

    清朝時期“中國”概念的演變



      當然,清朝時期的“中國”范圍,人們的認知也經常變化。舉例說,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疆域》一文中曾指出:魏源編寫的《圣武記》里所使用的"中國",有時候符合現在的“中國”概念,譬如魏源在該書中,提到蒙古,把蒙古算做中國而把俄國算做外國;提到西藏,把西藏算做中國而把印度算做外國。然而有時候,魏源還采用一種傳統老觀念,把內地18省份同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對立起來,只把內地18省叫做“中國”。除魏源這樣認識外,譚先生還指出:在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至于因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貴州、廣西少數民族地區,他做筆記就把貴州、廣西這一帶的少數民族地區不看作“中國”,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內地看作“中國”。

      然而鴉片戰爭后的幾十年晚清時期,隨著外國列強的侵略和近代民族國家概念對我國的影響,我國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也應運而生,原始“中國”概念含義已顯得陳舊和落后,中國與外國來往照會公文在談到中方時,既有“大清”稱謂,但使用“中國”的稱謂也不斷增多,也就是鴉片戰爭后的晚晴時期“大清國”和“中國”曾多次并列國名,交替使用,此時“中國”概念已從古代長期存在的古代天下觀念逐漸演變為近代與世界各國相并存的民族國家之名。這誠如譚其驤老先生說的那樣:"中國"兩個字,按照現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鴉片戰爭以后的初期還沒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時候才形成。講到"中國"就是表示我們國家的主權所達到的范圍,這是鴉片戰爭后經過了幾十年才逐漸形成的。此論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看來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標志的鴉片戰爭是清朝“中國”概念發生根本性變化的轉折點,鴉片戰爭前,清朝的“中國”概念是傳統而多變的,經過鴉片戰爭后晚清近代幾十年的發展演變,清朝的“中國”概念終于由居于中原地區的國家和傳統的“華夷秩序”越來越趨向于被近代的“世界國家秩序”所取代而變為后來以“中國”做國名的“中國”了。當然如果說“大清”和“中國”在清末曾并列國名,交替使用,那么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后,隨著奉天承運和天子牧民的王朝體系徹底崩潰,皇恩浩蕩和陳陳相因的帝制徹底壽終正寢,歷史上的中國國名不復以朝代稱呼了,“中國”先后作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突破以往我國歷史上各朝代的統稱或不經常使用或偶爾交替使用狀態,最終變為與世界各國并列的民族國家之名以正式國名而被人們廣泛使用,并且被世界和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

      綜上所述,清朝時期“中國”概念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演變:即經歷了最先由取代明朝“中國”獲得地理、政治和文化正統“中國”的含義,到與歐洲沙俄國家對外交往簽訂國際條約中使用“中國”概念以及對“中國”概念使用搖擺不定時有變化的狀態,再到鴉片戰爭以后(包括辛亥革命)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最終形成與世界各國對等的“大清國”整個統治范圍所能達到的最大區域的民族國家之名的“中國”這一國家概念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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